“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1935年前后小职员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小职员》月刊为考察中心

《小职员》月刊是1934-1935年间由小职员编辑撰稿而创造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小职员工作的苦闷本质上来自于内心与现实之间无法弥合的落差,但小职员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样的。面对帝国主义的威压,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宣传、共产党的组织和左翼文化的影响下,小职员逐渐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结到革命思想上。日常生活是浸润在时代思想中的,以时代思想作为参照系,去观察日常生活世界,能够极大丰富思想史和生活史研究的视野。     

本真性的证成：儒“增”·道“减”·佛教“不增不减”

本真性的证成是儒道释三家都关心的话题,三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证成方式,儒家以“增”（增益）的方式,道家以“减”（减损）的方式,佛家以“不增不减”的方式。儒家主张通过增益的方式从日常的生存状态脱落而出成长为君子以至圣人;道家主张通过减损的方式把世间的桎梏剥离掉,以成就真人的生存状态;佛家主张通过“不增不减”的般若行使人觉解而成佛,达到解脱和无碍的境地。本真的存在样态是超越了对待、化掉了分别心,无有人我、人物之区分的“无分别相”,故圣人、真人、佛一如也。究竟地说,儒道释三家本无隔阂,本真性的证成可以有种种方便的法门,最终的境地必定是“不增不减”的。     

睡虎地《语书》与《淮南子·齐俗》篇——围绕着“风俗”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我曾经就睡虎地秦简《语书》中有关“乡俗”的思想做过探讨,明确了《语书》中的“乡俗”思想是受战国末期秦国的墨家“尚同论”的影响而写成的一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本文就有关中国古代“风俗”所持的诸思想中的Ａ与Ｂ的对立展开讨论。即：Ａ主张严格管制地方独自“风俗”的 《语书》、墨家、法家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儒家的“移风易俗”思想。Ｂ倡导天下、国家承认地方的各种“风俗”,并且应该依照其风俗施行政治的《淮南子·齐俗》篇等地方分权思想。     

春秋时期“誓”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依据《左传》《国语》等史料,春秋时期各类盟誓共计250次,其中"誓"有21次,通过分析研究这21次"誓"出现的具体语言背景、文化内涵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属于盟誓的"誓"也叫"约誓";二是为战前动员令的"檄誓";三是聘问过程中约束行人的"诫誓"。它们各自的使用条件、所需人数、所体现的宗教色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各有差异,而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亦各不相同。     

从“有诗为证”看宋代小说的音乐化趋向——以《碾玉观音》和《王幼玉记》为例

宋代小说中包含大量的诗词元素,以《碾玉观音》和《王幼玉记》为例,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其对推动叙事节奏发展和增强艺术感染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小说为底本的说话艺术中,这些诗词元素正是以"唱"的方式来表现,呈现出回环往复的音乐化趋向,它们极大地提高了"说话"艺术以及话本小说的整体艺术表现力。随着小说由口头向案头的转变,其中的音乐化元素的功能与形态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形成宋代小说韵散相兼的结构和深富节奏感的音乐特色。